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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绝如缕: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  

2009-10-29 13:54: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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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万华

不绝如缕:张爱玲与胡适的家族交往史 - 时代周报 - 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张爱玲将她新出版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并附信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赞许的《海上花》那样“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张爱玲和胡适开始了短暂的书信联系。次年11月她去纽约后,和胡适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叙两家的前缘。

“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

胡适和丰润张家,有多重关系。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回忆说,童年时代她看《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而她的母亲黄逸梵,还“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她和胡适认识,很可能是她在英国留学的时期,当时胡适以“中英庚款”委员的身份赴欧,在英伦逗留数月之久,多和留学生见面。但同桌打牌,则更可能是胡适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胡适1928年2月17日抵达上海, 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后来发生《人权论集》事件,于

1930年5月15日辞去校长之职。两人长达两年的时间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机会见面。

1955年张爱玲与胡适在美国相会,张爱玲得知“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张爱玲所说的“小忙”,在胡适11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段简要介绍: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关于张佩纶作书介绍胡传给吴大澂,张经甫代胡适兄弟撰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里有一段记述:

“先严素志四方,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苦东北图志阙如,遂慨然欲游历东三省,考其形势,以备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愿以三千金助三年游资。先严受二百金,留百金于家,携百金以行,时光绪七年七月也。抵京师,某钜公一见倾心,问曰:‘东边僻远,设游未遍而资罄,奈何?’对曰:‘边军多淮人,资罄则投军充军吏或防勇,积半年饷,可复游。’某公壮之,作书介于吴太仆(大澂)。”(见《台湾纪录两种》,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1951年)

文中所称的某钜公,即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和张佩纶同为光清流党成员,两人为莫逆之交。《涧于日记》中记载,光绪初他们同在京师,酬唱无虚日,往来非常密切。他们和张之洞、黄国瑾等构成清流派的骨干力量。

胡传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

光绪六年初,吴大澂奉旨以三品卿衔前赴吉林,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字鼎臣)帮办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见后首途吉林。赴东北前,吴大澂本在办理中俄伊犁交涉,因东边俄又越界设卡,形势急迫,遂有调派吴大澂之命。此前的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使俄,张佩纶上折《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对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提出异议,后果如张佩纶所料,崇厚上当受骗,虽然收回伊犁城,却割让大片土地。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清史稿·崇厚传》)吴大澂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麾下差遣,虽然未成行,但可见他和张佩纶都对中俄交涉异常关注。吴大澂帮办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续。胡传既“尝言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始必东北”,必然和张、吴都容易产生共鸣。

科举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传在科举上却极不得意,他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光绪七年,他已经四十一岁,胡家在上海经营的店铺适遭火灾,他前往上海处理,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问他未来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为全权大臣出使俄罗斯,议收回伊犁地,办理不善,众议哗然。南皮张香涛侍御弹之,语尤剀切,其疏中有‘东不能薄宁古塔’语……钝夫揣摩天下大势,俄人已占据东北边地,逼近东三省,岂有不薄宁古塔之理?”遂决定放弃科考,另辟蹊径,前往当时人员稀少的苦寒之地谋发展。

胡传于光绪七年七月抵达天津,访问了绩溪同乡章洪钧(字芹生),到北京后又见到族兄胡宝铎(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乡试时,胡传和胡宝铎、曹汝济、章洪钧四人被同时荐卷,其他三人皆中,独他落榜。胡传抵京时,吴大澂已升太仆寺正卿,改为督办。胡宝铎与吴大澂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识,他建议他转求章洪钧。与此同时,胡传的同门姚子良也愿意请彭福孙(字颂田)为他通融,因为彭受业于吴大澂,有说话的机会。

到吉林后,胡传成为吴大澂的幕僚。一年后,吴保举他为知县,从此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省台东知州。上述举荐他的三人当中,以张佩纶分量最重,是胡传得以步入仕途的关键人物,正如后来胡适日记中所说,“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十年后不忘引荐之谊

张佩纶性格峻刻,即使对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这么大方地推荐与他素昧平生的胡传,和他的业师夏寿人有很大的关系。夏寿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张佩纶中举前的老师。张佩纶幼年跟随父亲张印塘在浙江生活,咸丰四年张印塘病逝于徽州后,家属仍在南方。张佩纶等得到张人骏的父亲、曾任华亭知县的张泽仁照顾,并为延请塾师,张佩纶的业师夏如椿、陆廷英都是江苏人。同治六年胡传乡试下第后,曾进入刘熙载主讲的龙门书院就读,同门中就有夏寿人。张佩纶在稍后致吴大澂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这层关系:“胡君传与敝业师夏寿人同在龙门,其去吉林欲在麾下自效。佩纶未敢力荐,愿私布其下忱,倘可收录,乞即与六厩马群并供驱策耳。”

张佩纶的推荐信写得相当得体,举荐一个未深交之人,重点突出他重经世之学的可贵,并以古义相励,也未说过分吹捧的话,还将胡传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和胡宝铎、章洪钧的关系托出,使得吴大澂能够重视这位远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传和张佩纶再次联系已是四年之后。光绪十年,张佩纶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战败,次年四月初谴戍张家口。

光绪十六年,张佩纶早已从塞上赐还,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胡传也于两年前由吴大澂札调郑州襄办黄河工程,大工合龙,吴奏保胡传襄助有功,得旨“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 胡传十六年赴京候补,得签分发江苏。离京后路过天津,他去拜访了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四日:“午后……胡守三直牧传过谈。琴生旧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见。”从张佩纶举荐胡传,到这次见面,将近十年过去了,两人都今非昔比。胡传虽仅是地方官员,但相较十年前境况是天壤之别。而张佩纶却几沦为废人,虽然在李鸿章幕中,但过得并不愉快,且仍为朝中所忌。胡传不忘十年前张佩纶的引荐之谊,专程去看望故人,可见当年张的一纸书信,对他一生是多么重要,所以他一直温暖地记在心头。

张爱玲对那一段因缘不很关心

对于张胡两家历史上的这一段佳话,在张佩纶这边,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记中提到胡传不过两次,文集中也仅仅两三次。时过境迁,到他那不很关心祖上事的孙女张爱玲,就更不晓得这一段因缘了。

但是在胡家,这件事不仅胡传记着,到了他的儿子胡适,也依然如此。胡适留意这件事,并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张爱玲在美国相会之后。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对世人提起过张佩纶引荐父亲的掌故。

胡传于光绪十八年应台湾巡抚邵友濂之奏调,赴台湾供职,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诏臣工内渡”(胡祥木《铁花胡公家传》),胡传于1895年8月离台内渡,22日病逝于厦门。胡传病逝时,胡适年仅三岁八个月。三十多年后,胡适已是名满华夏。胡家和张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张爱玲《忆胡适之》里提到的黄逸梵与胡适同桌打牌外,胡适和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堂伯父张志潭(字远伯)也有短暂的往来。这在胡适的日记里有多处记载。

记载与张志潭交往的日记,是在胡适离开上海中国公学,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期间。日记中提到的杨昭隽,是张志潭延请的家庭塾师。张志潭的父亲张佩绪,清季曾出任过安徽芜湖道尹,是张佩纶的亲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适“八时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车来天津。自北京直达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车,共计需三十六点钟,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铁花先生由北京到宁古塔,坐骡车走了四十二天,约一千点钟,不能不说是进步”。胡适应该知晓张佩纶即是张志潭的伯父。当天的晚宴上,胡适是否像多年以后他和张爱玲在纽约相会那样,与张氏兄弟叙叙张佩纶、胡铁花那一段旧,大概是很可以想象的罢。

最后一次看见胡适先生

胡适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在美国逗留长达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台湾。据学者研究,1955年胡适与张爱玲在纽约叙旧那段时间,是胡适一生中最暗淡的岁月。曾经名满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这种落寞和失落,也许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遭遇,更是时代的一个象征。张爱玲提到“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无愧为微物之神,即使这样微末而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被她轻巧抓住: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1958年,胡适离美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适写了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回顾张佩纶和胡家的因缘,引述了张佩纶日记中有关胡传的文字。文中说他曾于1946年在北京东安市场书店翻阅《涧于日记》,“随手翻开,即见先父的姓名。”他还抄录了《涧于日记》中记载章洪钧逝前逝后的内容,称赞幼樵先生对章琴生的友谊使人感佩。这大概是胡适最后一次提到张佩纶。

张爱玲一生最为钟情两部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为前者她写了一本《红楼梦魇》,为后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将之翻译成国文和英文。这或多或少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张爱玲之于胡适,与胡传之于张佩纶的关系,何其类似,交往虽然并不多,但何尝不是吾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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