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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推理小说家裘小龙:“陈探长之父”征服西方  

2009-10-22 16:21: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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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

旅美推理小说家裘小龙:“陈探长之父”征服西方 - 时代周报 - 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想象这样一位中国警察:共产党员,探案的地点是上海,受过高等教育,讲英语,还时不时背诵几句中国古典诗词、与人讨论T.S.艾略特的诗……也许你会觉得有几分怪诞,但,这就是旅美作家裘小龙笔下的“陈探长”,这位“探长”从2000年开始已经风靡欧美,在德国甚至有旅行社推出了“跟着陈探长游中国”的旅行线路,法国的出版社则是屡次向裘小龙发出邀约:“让你的探长到法国来(探案)吧!”

意大利驻华大使谢飒也是裘小龙的“粉丝”,他读过所有六本“陈侦探”系列小说,这一次中、意两国的推理悬疑小说作家在北京聚会,谢飒大使私下里还给裘小龙“献策”:“你要让你的探长有变化!他总是一方面要做事,一方面又有很多顾虑……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首获推理小说最高奖的华人

2000年裘小龙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侦探小说《红英之死》,意外轰动,入围推理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爱伦·坡奖”,随后又问鼎另一个顶级奖项“安东尼奖”,成为世界首位获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的华人。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他1988年赴美,此前在国内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读本科仅半年又直接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师从诗人卞之琳,成了卞老的关门弟子。那时裘小龙的志愿是写诗、翻译诗,做一个中西诗学的译介人,他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作品,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裘小龙用了同样的词来形容自己写侦探小说和留在美国的原因:阴差阳错。他本来只打算在美国停留一年,没想到一年后被迫滞留,也无法再用中文写作。为了生计,他转去读博士,并尝试用英语写东西。最初他只是想写一本反映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小说。因为用电脑写作,好处是快,坏处是容易写写停停,到后来他发现写出来只是几段松散的故事,“有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我想可以用推理小说的框架把它们串连起来。故事一开始发现一具尸体,然后去找出是谁干的。《红英之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推理小说在美国、欧洲是销量最大的文学类型,“如果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来看,前四五名几乎都是推理小说”,敏感的出版社在收到裘小龙的投稿后一次性与他签订了三本书的世界版权,但《红英之死》的畅销程度还是远远出乎了他们的预料,“陈探长”几乎成了一些欧美读者最熟悉的中国男人形象。

“我刚去美国时惊讶地发现,一些邻居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留辫子、裹小脚的阶段,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还是赛珍珠时代的中国人。我跟我的编辑讨论过,我这个主人公能够讲英语,受过高等教育,还能跟那些美国人去讲T.S.艾略特的诗,这种形象以前是没有的。编辑甚至有些担心,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因为美国人比较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但现在看来反响很好,大家也都能接受。”

早在70年前,美国作家毕格斯就曾塑造过另一位“陈探长”—陈查理。这位探长总在白人探长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出手,形象正面。但由于毕格斯对中国的了解终究流于表面,他笔下的这个角色缺乏男子气概,就像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所说,是对东方人,尤其是东方男性的非性化(desexualized)表达。裘小龙则让他的主人公陈超长相英俊,富于魅力,七情六欲兼备,而非仅仅是个东方化的符号。

跟随“陈探长”的提问,裘小龙期望在侦探小说的外衣下展开当代中国的社会万象。“其实我是借用侦探小说的框架来讲一些严肃的东西,比如人性的困惑和人的悲剧性。”最令他执迷的,还是时代巨变、历史转型中个人命运的吊诡,就像《红旗袍》里一张老照片牵连出一位优雅女性的一生:“‘文革’王光美被批斗的时候,就是让她穿旗袍,穿旗袍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腐朽。可是20多年以后,旗袍又红了。”

我的主人公是“反英雄”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把“陈探长”设计为一个常常谈论诗歌的人?你也说过,现在在西方也和中国一样,诗歌并不是主流。

裘小龙:一个原因,我虽然现在是用英语写东西,但是我也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学里面写作的方式借鉴一点过去,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章回小说。我从小读了很多《三国演义》这样的章回小说,里面都有很多诗歌,所以很自然就在我的写作里放入诗歌。另外我很喜欢T.S.艾略特,他晚年讲过,他也觉得诗歌是个很小众的东西,但是又希望有更多人能读到他的诗,于是他就去写诗剧。他晚年的作品大多都是诗剧。我想我大概没有这个本领写诗剧,但是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面放一点我的诗歌进去。当然我也把很多中国古典诗词放在小说里,到现在为止,效果不错。最初我的美国编辑也担心:放这么多诗,大家受得了吗?试下来,还有人专门写信到出版社去,说特别喜欢那些诗,编辑就没话说了。

时代周报:“陈探长”系列现在一共出了几本?

裘小龙:一共出了六本,国内翻译了三本,到第四本的时候有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我不希望小说里的这个城市再被叫成H市,它就是上海。英文版、意大利文版、法文版都是上海,唯独中文版成了H市,包括一些地名、街道可能会使人联想到上海,中文版都改掉了。我很理解编辑的难处,但是自己又很难接受。

时代周报:是什么样的难处?

裘小龙:编辑告诉我,因为小说里写到了贪官、腐败的问题,有领导批示,这故事不能发生在上海。我还跟编辑争论,上海陈良宇不是被抓起来判刑了吗?我写为什么就不行呢?第四本书写的是一个双城案,陈探长案子办到一半去了美国,小说里除了上海还写了一座美国的城市,如果中译本把上海变成虚构的H,而另一边美国的那座城市又是真实的,这样不是会很怪吗?所以我想先放一放。

时代周报:有读者觉得你的小说不那么像侦探小说,推理性和逻辑性不强,有些谜题并不是经过推理得到答案,而是陈探长念了几句诗就把事情解决掉了。

裘小龙:据我知道,有部分国内读者认为侦探小说就是像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种—这种当然绝对是侦探小说—但是当代的侦探小说,不少其实侦探的意味并不那么重,经常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比如我很喜欢两位瑞典的作家,他们是一对夫妻,还是共产党员,他们写作的原意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写着写着就成了侦探小说了。他们的主人公就是有点反英雄的,绝对不是像福尔摩斯,什么事情都能一下子全部找到答案。经常就是撞来撞去,最后像中国话说的,瞎猫撞到死老鼠了,把这个案子破掉。其实我觉得这是更真实的。

时代周报:所以你并不是把主要的心思放在推理设计上?

裘小龙:也不能这么说。我最早是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现代派文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不像以前有些文学那样塑造超人式的、十全十美的主人公,它的主人公是反英雄的、很有局限性的。我可能受到这个影响,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把主人公塑造成福尔摩斯式的侦探。有时候他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当然他在努力,如果不努力,这个案子破不了,但是努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是运气,得到其他帮助。

时代周报:去年法国《世界报》用了六个星期连续刊载你的小说《红尘岁月》,这本书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译本。它不再是一本侦探小说,而是你的新尝试,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裘小龙:它是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每一篇都是独立的,但跟其他故事之间又有关联。比如一个故事在上世纪50年代发生,一般人觉得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可是现实当中往往不是这样,又会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我每一个故事都是从当时意识形态的理解来讲的,过了二三十年再来看,前面故事的意义又被推翻、解构了。比如,20年前这个故事完全是正面意义的,20年以后就成为一种嘲讽,甚至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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