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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动物:选择内心反抗的异见者  

2009-10-15 13:07: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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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彭砺青2009-10-15 01:39:27    

赫塔.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在图书馆数据库中寻找她的作品,才发现中文世界对这位在德国文坛日渐受到重视的女作家的认识是多么贫乏,惟一译成中文的,就只有一本《风中绿李》。它的原名是《内心动物》(《Herztier》),《风中绿李》只是按照英译本名称《The Land of Green Plums》转译过来的。译者迈克尔.霍夫曼,是一位翻译当代德语文学作品的专家,恩隆德曾说《风中绿李》是赫塔.米勒最佳的作品。小说中的诗性独白,更代表了这位作家的声音。

这部小说创作于逃离罗马尼亚之后几年间,在1993年发表,小说纪念在罗马尼亚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因为受迫害而自杀。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教师、学生和工程师,他们在恐怖政权下成为沉默而迂回的反抗者,而“内心动物”就是指这一批选择内心反抗的异见者,他们互相帮助、支持,不惜以任何方法苟全性命,但私底下却仍然坚持对抗。在高压统治下,他们的外貌是人,内心却像动物,就像作者说的,“身体里仿佛有一头猛兽在四处乱窜”,表现出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反叛。他们宁可做一头叛逆的猛兽,也不做迎合社会建制的人。这些朋友之间有一个共通的秘密,那就是他们的独特语言,与内心反抗缠结在一起。可惜,最后他们一个一个地背叛了对方,而小说情节正是作者真实经历的变形。

主角是个称为“我”的年轻女子,罗拉是“我”的同房朋友,罗拉的原型是作者边边一位“自杀”的朋友。在小说里,“我”与几个女孩子同住在一间房子里,作者简单地描述那时的情境:一间小房间、一面窗、六个女孩、六张床、每张床下都有一个箱子,每天房间的广播器播放着工人的合唱,停播时四周就像窗外没有路人的街道般宁静,这些简单的细节令读者感受到极权统治对个人生活的钳制。箱子的形象很有意思,它保存着个人仅有的秘密,在罗拉自杀身亡时,“我”把她的遗物保留在箱子里,然而“我”的箱子后来亦被人打开,罗拉的遗物亦被偷走。这段情节不需修辞技巧,它本身就是作者的个人经历,它极力证明在极权统治下,没有人能保存具备实体的个人秘密。关于罗拉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小说前半部,作者有时叙述罗拉的遭遇,有时却让“我”讲述她自己。作者也透过这个“我”,提及自己的家世,如祖父曾参与一战,父亲曾经担任党卫军军官,母亲曾被送入苏联劳改营等等,小说中表示,这些家庭背景也似乎是很普遍的事情。

罗拉的死令“我”决定当翻译,因为志趣相同,开始与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等男孩走近。他们阅读德语文学,写作德语诗歌,以很隐晦的比喻讽刺时政。读者无时无刻不浸淫在一种看似简单又似乎饱含隐喻的文字里,这种语言似乎是故事主人翁的私密语言,整篇小说充斥着喃喃自语和轻描淡写的独白语调,偶尔出现一两句乏味的独白,这种语言构成一个封闭、令人绝望的世界,读者无不感觉到一层灰暗的浓雾笼罩在文字周围。另一方面,作者刻意将小说内容写得很隐晦,许多素常道来的细节饱含意思,必须反复细嚼,方可捕捉作者的意思。

或许有人会问,英译名称《风中绿李》会否违悖作者的原意?其实书中的“绿李”是饶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在罗马尼亚西部一个乡村里,那里长了一些李树,而大人们却警告孩子们不要吃绿李子,不过孩子们还是忍不住偷来吃,以这种鲜明的禁果形象比喻“被禁止的自由”,其反抗暴政的意味很明显。“绿李”也有死亡的意味,大人对小孩子说:“你不能吃绿李子,因为它的果核很软,不小心吞下去会咽死。没有人能救你—你只会死。”但小孩子仍然无法自拔地吃光口袋里所有的绿李子,一边吃一边想:我会这样子死去。绿李子的青涩形象,恰似小说中那些在极权统治下追求文学理想的年轻人。成年人的警告经常留在“我”的心里,书中偶尔出现咀嚼绿李子的描写,又微妙地暗示出主人翁的郁结心境。除了绿李子外,某些意象也是关键性的,例如罗拉在故乡目睹没被洪水淹没的绵羊、蜜瓜和桑椹树,这些意象反复出现,带着深邃的含意。

什么是“无家可归者的景观”?看看小说中的描写就可以知道。故事充满对乡间景物的描绘,又夹杂不少格言般精警的句子;精练的文字,配合表面冷峻的语调,读起来别有一种苍茫肃杀的味道。米勒描写的村子是了无生气的,对于小说中那些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主人翁来说,城市是不可知的。但作者也说,在独裁者统治下,城市不会存在,它只会渐渐消失。

在“我”的叙述下,城市的陌生感,产生有趣的结果,这些错觉透过木讷的文字,却更具体表现出城乡的差异,城市的怪诞面貌似是计划经济催生的幻境,与罗马尼亚原来苍郁的乡野景观有天壤之别。“我”去探访埃德加的时候,“我”在那个灰暗的工业城市,人们用锡来制造绵羊,并称之为“冶炼业”。“我”不单看见厚厚的烟囱、由红烟累积成的云和标语,还目睹老人在草堆中蹒跚,衣衫褴褛的小孩在路边吃木槿花的种子。在格奥尔格工作的城市里,人们制造木质蜜瓜,并称之为“木材业”,这座城市在森林中间,没有巴士和火车行驶,只有那些只说单字的司机驾驶货车进出,他们经常断了手指。这些看似呆板的描写,却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真实画图,强行工业化的经济计划荒废了乡村和农业生产,令人对土地产生疏离感,最后导致“民有饥色,路有饿殍”的惨况。绵羊和蜜瓜的意象尤其令人难忘,而锡绵羊和木质蜜瓜的幻觉,亦呼应了罗拉小时候遇上洪水的记忆。

在罗马尼亚民族政策下,德语成了他们抵抗的武器,在他们心中,母语来自一个充满思想家的遥远国度。他们把德语书籍收藏在夏季度假屋内,偷偷地拿来阅读,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更把自己写的诗歌收藏在那里。在小说开头,格奥尔格说,当我们不说话时,我们就难以忍受,然而当我们说话,我们就在愚弄自己。选择言说抑或沉默,似乎成为痛苦的两难抉择。选择以诗歌的语言打破沉默,就必须承受死亡和各种的风险。“我”后来被控以私人教授、进行颠覆活动及从事卖淫,而埃德加和格奥尔格也被控以进行颠覆活动及游手好闲,控告的理由是典型社会主义国家“莫须有”式判辞:“国内每个人都懂得读和写,如果他们要的话,他们都能够写诗,不用成立颠覆组织去干这种事。我们的艺术来自人民,我们不需要一群反社会分子为我们去搞。”

面对极权体制的时候,“内心动物”总是软弱乏力,小说中的青年人或许以为文学可以对抗体制,但到最后才发觉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体制有能力把他们捏死、离间,或者选择了沉默。正如作者所经历的,小说中的青年们,最后不是不明不白地死去,就是苟且、违心地活着,在制度的折磨下成为牺牲品。小说最后重复开始时埃德加说的话,“当我们不说话时,我们就难以忍受,然而当我们说话,我们就在愚弄自己。”—可谓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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