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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献礼片《可爱的中国》 献作品,不献“蛋糕”  

2009-09-22 15:02: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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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马俊

国庆即将来临,献礼电影已经占据了各大电影院线的排片表。时至今日,再用“主旋律”这个笼统的词语来概括纷繁多样的献礼电影,已经显得不够准确。甚至,“主旋律”这个词本身也应该被重新解构。

上影集团的献礼片《可爱的中国》就属于一部不能用“主旋律”这个词语概括的电影。导演胡雪杨认为,一个内心坚毅、性格丰满、和常人一样被病体折磨的方志敏,才是真实可爱的方志敏,才能吸引今天的观众。而“高大全”的虚假的英雄塑造模式,早已经过时了。

胡雪杨为这部电影设置了三段式的结构,就以方志敏的《血肉》、《清贫》、《可爱的中国》三篇文章的标题结构全片,展开了红十军突围、被捕前后、狱中斗争等内容。

为什么是方志敏,而不是一个更加宏大的题材?这个答案也许就在这段文字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是方志敏写于狱中的《可爱的中国》中的一段文字,其心如赤子。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这就是方志敏当年所处的囚室,在这间囚室的半年时间里,方志敏写下了16篇文稿,13万多字。这位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理想主义情怀和在苏区所做的社会实践,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胡雪杨在第一次召集整个剧组开会时,就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拍电视剧的习气带到《可爱的中国》的拍摄当中”,这句话,甚至被他写进了自己的导演阐述里。他希望今天的人不要忘记这段74年前的英雄历史,而在看过样片之后,中宣部有关领导则说,希望这部电影让今天有些干部汗颜。

不管怎么说,《可爱的中国》都将是一部迥异于《建国大业》这类宏大叙事献礼片的电影。观众将有机会重新认识方志敏这个课本中的人物,也将理解献礼片并不一定要表现宏大壮阔的历史博弈。

献礼片的真实与现实意义

时代周报:电影里有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影片开头有一场会议,方志敏在会上说,苏区全年收入12万,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推行苏区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拍这场戏的原因是什么?映射当下吗?

胡雪杨:要拍方志敏,就得全面地拍出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知道方志敏是一个革命烈士,但很少有人知道,方志敏还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实践者。他在当时的赣东北苏区做了很多社会实验。他是党内第一个在苏区发行了股票、债券,创建了医疗服务基金的人。他不仅领导苏区的武装斗争,还能进行经济建设。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要是方志敏当时没有牺牲,一直活到了解放之后,很可能新中国开始几十年的经济规划师不仅仅有陈云,还有一个方志敏。

时代周报:程前在影片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十分“左”的党的特工,号召狱中进行绝食斗争,和方志敏政见不同。方志敏请他喝咖啡,他用俄语说了一句谢谢。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细节?

胡雪杨:这个特工,是在苏联的克格勃学校里接受过培训的,所以会下意识地用俄语说谢谢。安排这场戏,是为了展现方志敏身上的另一个优点。虽然政见、观念、斗争方式和你不同,但是不妨碍惺惺相惜。他不会为了价值观不同而党同伐异,他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大度的人。因此,他在狱中关了半年,很多国民党的守卫都被他感染,成了同情革命的人。住在隔壁囚室里的国民党高官胡逸民,也跟他成了朋友。正是因为方志敏身上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他在狱中完成的十几万字文稿最后才能分成几部分,分别由狱卒、胡逸民等人帮助带出去。

时代周报:有一场戏,方志敏等人被拉出去示众。围观群众的表情,不是我们在主旋律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同情,而是有些茫然。这是为什么?

胡雪杨:很欣慰有人看出了这个不同。我拍的时候,围观的老百姓什么表情都有,有交头接耳的,有幸灾乐祸的,更多的人是很茫然。为什么要这么安排,而不是跟很多主旋律电影一样,让老百姓流露出同情的表情?因为那些老百姓,都生活在当时政府的宣传教育之下的,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对方志敏这一类的中共党员,他们只有脸谱化甚至是妖魔化的印象。这场戏我还拍了方志敏的三种表情。一种是微笑的,一种是尴尬的,还有一种是茫然的。一开始,我用的是他很茫然的表情,现在公映的版本里,大家看到的是方志敏表情复杂,抬头看天空中飞过的鸟。拍的时候我就知道得有备无患,这场戏没准要改。有了这样的准备,改起来也简单多了。

公映的还是妥协的版本

时代周报:献礼片往往和意识形态有关,尺度也会很难把握。摄制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你碰到过审查上的麻烦吗?

胡雪杨:这个电影刚刚接下来的时候,只是个命题作文。但是我希望把它拍成一个作品,一个生命一般值得珍惜的作品。在剧本完成之前,我的想法就是要拍一个殉道者。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信仰这个形式本身就很有意义。

对方志敏这个人,我是这么理解的。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圣徒,是共产主义的耶稣基督。也有人说,狱中的方志敏就像是甘地一样。

就在我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大家都说,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嘛,你就去献个花啊献个蛋糕啊什么的,怎么又去搞艺术了呢?尤其粗剪之后,进入混录阶段的时候,各种领导的暗示很多,我十分困惑。大家献礼都是献蛋糕,那蛋糕不还有不同口味不同做法的吗?

时代周报:这么说,现在公映的电影,其实是妥协后的版本?

胡雪杨:现在大家看到的确实是我妥协后的版本。要是按照我十年前的脾气,肯定就吵翻了,撂挑子不干了。但是现在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足够成熟到愿意妥协了。

而且我坚信,一部好的电影,是怎么改都改不掉的。顶多有些镜头剪辑显得突兀,或者情节承接显得不够润滑。拿掉几场戏,对一部电影的影响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这部电影,最后我自己还保留了一个版本,和公映的版本不一样。我手里的这个版本,一句口号、一句标榜的话都没有,也没有很慷慨激昂的表演。我想,这个版本所呈现的,是一个超越了政党的方志敏。

时代周报:不管怎么说,观众都将要看到一个佝偻着身子说话、嗓音低沉的方志敏了。这和以往的英雄人物毕竟是不一样的。

胡雪杨:我就是不希望把方志敏拍成高大全的形象。他患了肺痨,说话就得是这个样子。我还得让人看看,一个内心坚毅的人是可以化解躯体的孱弱的。电影里方志敏话并不多,更多的是强者的以静制动,而不是说着慷慨激昂的空话。

时代周报:献礼片和票房,这对关系一直显得很古怪。你怎么看?

胡雪杨:就是为了看点为了票房,我们和相关部门反复协商,保留了电影开头部分很激烈甚至有些血腥的战争场面。

所有的导演都希望自己拍的是好电影,能有好的票房。有的电影未必糟糕,但是票房很惨淡。而有些电影令人发噱,票房却很好。谢晋导演一直说,自己的电影就是60分的水准,但是在电影厂体制下,有很好的宣传机制配合,最后把电影烘托到了85分甚至90分的水准。

今天的电影投资方,应该要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承受能力。比如说三千万制作成本的电影,你就得花两千万甚至是三千万去做宣传。西方很多电影就是这么做的。宣传也是电影的一部分,不亚于拍摄制作。

但是我们国内的状况肯定达不到这一点,比如《可爱的中国》,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字的剧本都还没有,现在已经公映了。这说明上影厂的每一个岗位环节上,都有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难道是正常的电影运作手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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