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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路漫漫其修远  

2009-09-22 14:59: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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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谢培

在BIBF(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略显缩水的德国展区内,于尔根.博斯秉承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面对记者提问,他除了查阅资料,还动用了网络。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博斯比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中国书的了解要多一点,但依然无法立刻让记者了解到他最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是什么:“我们能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比较有限。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具体说来,我最喜欢读的一部作品是讲“liang-shan-bo”的故事。”

究竟是化蝶的梁山伯呢?还是108条好汉啸聚的梁山泊呢?博斯、翻译、德国图书交易协会的工作人员和记者齐上阵,通过网络搜索,最终才确认是名著《水浒传》。而另一本被博斯称作“很多德国人都很喜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国人骑自行车逛北京的故事”的书,大家就怎么也搞不清究竟是何方大作了。

不容乐观的版权输出

博斯主席的小尴尬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现状:尽管有些书走出去了,但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背景和无营销意识的状态中,版权输出的有效性不尽如人意。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吴伟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9年的北京图博会上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纵向看版权贸易,从1995年的15:1,到2007年的不到5:1,是有很大的改善。但横向地看,这么一个大国,文化底蕴那么深,每年才输出2000多本,这个数目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有理论称经济遇冷时文化会变热,但经济危机给全球出版业带来的困扰显然还未见底。在2009年的BIBF上,以往财大气粗的国际出版集团们集体瘦身,以一种更务实的姿态出现,国内出版社们则更多表示出了“走出去”的迫切愿望。据官方数据显示,本次BIBF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意向与协议12656项,比去年增加10.52%。其中,达成版权意向11264项,达成版权合同1392项。在已达成的版权合同中,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29。

和BIBF上的“集中输出”相对的是,根据《出版商务周报》报道,一直以来困扰国内出版业的版权贸易和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在2008年依然没有明显改观。2008年,中国大陆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为7:1,出口贸易额仅相当于大陆销售额的0.5%,不到4000万美元,但进口额为2.86亿美元。这个情况在2009年同样延续着。可以拿来做对比的是,作为世界图书出口第一大国的美国,去年出口额为21.9亿美元,德国、法国、日本也各有数亿美元的出口额。

外向推广与内在改制

《狼图腾》曾是内地版权输出的指标,当年被企鹅出版集团买进的这部小说为中国图书高版税输出开了先河,虽然最终在国外的销售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却已经是国内文学图书输出的翘楚。内地更多的版权输出仅仅停留在“卖出去就完了”的状态。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2009BIBF北京国际版权贸易研讨会上说:“目前我们有些出版机构,只热衷于打包把版权卖出去,而不重视输出产品的质量。”

成功向20多个国家输出版权的莫言的《碧奴》,以及即将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全球首发的阿来的《格萨尔王》,是重庆出版社北京华章同人文化公司平等参与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重述神话”全球出版计划的成果。华章同人总经理陈建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种合作)让我们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不光是指望国外对我们有需求时我们不断游说他们,而是真正地站在一个平台上,把我们的产品、文化和作家,通过一个很好的通道很顺畅地传到国外。”

自2004年开始酝酿、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一直在求索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合适方法。该计划实施3年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出版机构参与,涉及20多个文种的1380多本图书得到资助。共有14位外国专家参与计划,其中今年聘请的就有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雷、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思蒂夫.博恩、新加坡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德.杜恩、英国斯坦林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

吴伟同时也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推动者,她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我们以前不了解输出对象的想法,更多的时候是一厢情愿。这些国外专家将在选题策划和图书推广方面都参与进来,“一个是出谋划策,一个是身体力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资深编辑彭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借助外脑的做法将提高版权输入的有效性,但除了引进这些专家之外,还应该引进一些会真正负责买卖图书版权的编辑或是版权经纪人。”除了邀请外脑外,给“外国人写中国”提供便利也是推广计划的一部分,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就是产物之一。

在2009BIBF的现场,海外出版商们最关心的话题是“金融危机下的出版策略”,而内地参展商私底下聚会时,更愿意谈论的是转企改制、兼并重组、跨区域合作、股改上市等等。内地出版业的转企改制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版权,但确实是改变版权输出现状的一个契机。李长春在参观2009BIBF时就特别提到,“要进一步加快出版发行领域的改革步伐,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出版发行企业集团,增强我国出版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各国文化相互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吴伟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钱永红不约而同地提到出版改制,她们认为改制后,出版集团们将参与市场竞争,以企业的方法运作,按照市场研发、产品生产和营销推广的模式来进行版权输出,长远来看这能大大提升版权输出的有效性。

 

交易平台与经纪制度 

阎晓宏提出:“要让更多市场主体进入到文化创作领域中来”、“比如,为作者和使用者搭建一个大交易平台,使作者的作品创作出来后可以直接进入数据库,让使用者更便捷地与作者进行交易;再比如,在使用者和作者之间,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推动作品的交易传播。”

钱永红则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预计今年年底,将建立一个广东省南方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它主要的做法是要把国内的一些优秀作品集中起来,借以一个很好的平台往外输出:“其实到最后还是要解决市场、市场化的问题,虽说文化产品本身很重要,但主要还是得靠市场。第二是利用这个平台,能够在输出文化的同时,真正产生影响力。”

人才的缺乏同样也是版权输出的瓶颈。在多年对翻译人才的呼唤之后,熟悉国际版权操作的出版经纪人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多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彭伦对此深有感触:“在法兰克福,我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经纪人。”钱永红则表示出版经纪人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广东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一直在做培养和引进的工作。对于出版经纪人制度的缺失,吴伟也认为亟待解决:“在中国,我是没听说有这种制度的,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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