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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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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高徒黄进兴 他醉心于后现代,还有孔庙  

2009-09-22 14:18: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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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在台北,黄进兴先生带我品尝过鼎泰丰、牛肉面、西餐、日本猪扒、广东茶点,多次聊天所受教益常出人意表。黄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事务颇多,可学术上的问题他总乐于赐教,他的研究室是我经常的落脚之地,生活上的细节也替我想得周到,更不遗余力介绍朋友让我认识。

导师的肖像印在T恤上

黄进兴先生是地道的台湾人。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吃过一些苦,比起现在的年轻人更珍惜读书的机会。少年时代爱好文学,中学时因有一位孙老师很会讲历史,黄进兴受他的影响兴趣发生了改变,1969年,以第一志愿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台大历史系主任是史学大家许倬云。1970年,许倬云先生离台赴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1976年黄进兴从台大历史系毕业,获得硕士文凭,后赴美留学,第一站到了匹兹堡大学,跟许倬云先生读了七个月书。此后由余英时先生推荐,黄进兴转读哈佛大学。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黄进兴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良多。黄进兴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黄进兴聚谈,难得有机会在名家面前表达己见,黄进兴随意畅谈,只见余先生频频点头说:“年轻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消夜,黄进兴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黄进兴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黄进兴在哈佛大学的授业恩师史华慈在西方汉学界大名鼎鼎,有一年,哈佛学生还把他的肖像印在T恤上。史华慈的学风稳健厚重,有些社会学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往往经不起史华慈锐利的批评,因此有人戏称他为“理论的破坏者”。还因为他的讲话常常带有口头禅“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是……”,被学界封为“但是先生”。黄进兴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特向史华慈辞行,史华慈临别赠言是: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黄进兴觉得老师的针砭宛如佛家的醍醐灌顶。

患学术自闭症的“中研院院士”

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金恒炜常常请黄进兴等学界朋友吃饭。黄进兴的话题中心自然是哈佛的快乐生活。有一次,金恒炜说:“听你常说在哈佛碰见那些伟大的学者,干脆写哈佛的东西好了。”于是黄进兴开始回忆在哈佛的所见所闻。第一篇文章写成后,不知道用什么笔名。金恒炜说:“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当文章发表时,作者的名字是“吴咏慧”。吴咏慧是黄进兴的太太。

这些写哈佛的文章后来集成《哈佛琐记》一书,不仅在台湾成了畅销书,还在大陆出版了简体字版。吴咏慧比黄进兴有名,不少人常常误以为《哈佛琐记》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李欧梵和黄进兴在新竹清华大学见面,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

黄进兴用真名写的畅销书是《半世纪的奋斗—吴火狮先生口述传记》。传主是台湾新光企业的创始人吴火狮,此书撰述历时四载,稿凡七易,出版后发行了几十版,并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成为海外研究台湾企业界的重要参考书。当时口述历史在台湾尚未风行,黄进兴在书中进行了尝试,融入了史家的学养,吴火狮一生的奋斗史为台湾企业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进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沉浸在纯粹的学术氛围之中,孔庙和武庙是他致力研究的重点。黄进兴试图由两者的对比研究,探讨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由于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黄进兴荣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黄进兴称自己生活的世界很单调,除了读书,就是吃东西,看电影。有一次,黄进兴的一位学生去参加国际会议,别人问:“你的老师在干什么?”“我的老师有学术自闭症,关在研究室里,不跟人家来往。”“中央研究院”对黄进兴的学术考评上说:这个人学术做得不错,但极少参加国际重要会议,这是他的缺点。

黄进兴每年要看近百部电影,这三四年则成了日剧迷:“日剧拍得很用心,像《白色巨塔》、《温柔时刻》,都给了我人生的反省。”他的研究室就放着一张日本明星松岛菜菜子的照片。

 

 

对话名家:我不是儒家,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

和余英时聊天到晚上三四点

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零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我有个好老师。

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是因为什么机缘到哈佛大学留学的?

黄进兴:我能够进哈佛大学是得力于余英时教授的推荐。197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还没有注册,听一个同学说,哈佛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要找一个人谈话,这个人就是我。之前我申请哈佛的研究计划,写得有些不搭调,要去的院系不对路,所以没被录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点印象。他当时刚当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听过他在台湾的演讲。我同学帮我找到了余先生的电话,我打过去,余先生说:“既然你在匹兹堡没有开学,就过来波士顿玩玩。”

我就先跑到纽约,再到波士顿,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跟余先生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次谈话对我后来的治学很重要。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词。现在回想那次谈话我会脸红。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试时,我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资料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先生可能觉得这个初生牛犊有些肤浅,连史学大家都敢乱批评。但余先生很好,聊了三个多小时后说:“你明年转到哈佛来吧。”所以我那时没有申请就知道我可以进哈佛大学了。后来回到匹兹堡大学见到许倬云先生,老实讲了情况。许先生说:“既然你的兴趣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跟余先生比较好。”在匹兹堡大学这七个月里,我就跟着许先生做一些导读,了解他的学问,也是有收获的。

时代周报:转到哈佛大学后,你的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黄进兴:我那时的方向是西方思想史和史学史,后来有变化,跟两位老师有很大关系。一个是比较思想史的大家史华慈。史华慈先生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他不知道我事先就认识了余先生。以后我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余先生家住一两晚。这是我一辈子读书时光中很愉快的经历。我和同学康乐两个人一起去,每一次都和余先生聊到凌晨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先生家睡,醒来再聊一下,下午才走。那时跟余先生请教很多问题。

余先生在耶鲁,是他最多产的阶段,有很多好作品出来。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看,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是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余老师和师母除了学问上给我们指导,生活上也帮了我们很多。师母对我们很好,请我们喝茶、吃点心。

时代周报:现在大陆研究史华慈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波士顿访问过林同奇,知道他专门研究史华慈的思想,入迷得不得了。

黄进兴:史华慈是很有趣的老师,批判性也很强。今天我写文章常常会想:“真是这样的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人家会怎么批评?”这都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台湾文科留学生都很穷,他很照顾我,不断帮我申请奖学金。他很怕外国人在美国饿死,有一次他问我:“你有食物吗?”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说:“有啦。”我当时真的很穷。哈佛博士生前两年保证有奖学金,以后每年都要重新审核。我有压力。有一次我经过办公室,一个助教跟我说:“你有奖学金,你的老师很关心你,帮你申请。”这一点让我可以全心读书,没有后顾之忧。我拿奖学金买了很多书,有时我也会寄钱回家。

时代周报:史华慈本人对中国很了解?

黄进兴:他研究中国文化起步很晚。他在“二战”时是上尉,搞情报破解的,是破解日本无条件投降密码的很重要的人。他对犹太文化的认同感很强,他儿子还回以色列当伞兵。他对文化各方面的认同都很强,所以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心情。他对中国文化抱着同情的理解,不像某些洋学者抱有西方文化优越感,他会尽量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他很有人文素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培养了不少中国的学者,像林毓生先生、张灏先生、李欧梵先生这些前辈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时代周报:哈佛大学对你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

黄进兴:那段时间非常关键。在哈佛,我打了一个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那时受余英时先生影响,且战且走,弥补旧学的不足。史华慈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实际上是余英时先生给我的。他的设计很好,找一个没人做过的题目。我无所依傍,没有二手资料可看,只有太老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章专门写到李绂。我只能把李绂的著作一本一本地看,归纳出自己的看法。

我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快,一年零九个月就完成了。我当然不是天纵英明,而是有个好老师。我每写一章就给余先生看,他看我是“在轨道上”还是乱讲一通。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写下去。另外还有史华慈对我的批评,但就这个论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余英时先生。后来写出来了,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至少对得起我的老师。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以前没有人做,很隐晦,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正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思想,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与马英九同学,但没有来往

我这个口述传记访问不下五十个人,才慢慢做起来。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都是碍手碍脚。如果不是跟吴东升有交情,我不会做。

时代周报:撰写《吴火狮先生口述传记》是怎样的起源?

黄进兴:吴火狮的幺儿叫吴东升,在哈佛跟我是同学,他是法学院的学生。当时我跟这种富家子弟没有什么交往,有一个深夜,我已经睡觉了,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穿着内衣内裤打开一点点门,看见一个人。我知道是吴东升,因为他爸爸在台湾是重要的企业家,但是我们读书人有臭脾气,不爱攀附权贵。他说:“我想跟你做朋友。”我觉得这人很有趣,说:“好啊。”第二天他请我喝豆浆,就认识了。

那时哈佛大学有一批人,像马英九、吕秀莲在法学院,现在都是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另一批是我们这种单纯的读书人,跟他们不一样。虽然知道对方在那里,但没有来往,所以我不认识马英九。我离开哈佛的时候,吴东升已到纽约做事,他说他爸爸出身穷苦,白手起家,有个心愿是希望他的人生经验可以鼓励以后的年轻人。之前他爸爸已找了好些人来写传记,但都不满意。1983年夏天,我在洛杉矶见过他爸爸一次。后来回到台湾,因为忙,也因为帮人作传在学术上不算著作,一直没有动手。1983年冬天,吴东升回来问起此事,我说还没做。他说:“这怎么行。”后来他带我找他爸爸。我们就约定每个礼拜天到他家做录音,做了一年半,然后整理、分类出来。我当时七易其稿,不是越改越好,而是把一些政治敏感的东西拿掉,跟我们现在官方所讲的不完全一致。这本书卖得也不比《哈佛琐记》差。但因为他的企业很大,知名度高,很多人买。

时代周报:后来哈佛大学出版社也出了英文版?

黄进兴:对,是出于教育的目的。二十多年前台湾经济发展,大家开始关注亚洲“四小龙”。哈佛想找一本书来作为教学资料,最后找了这本。这本书比较多方面,不单调,牵涉到社会、政治。他童年要捡人家的菜回家吃,刚开始投资人寿大赔,很辛苦。现在他们富贵了,有面子了,这些东西就不能让人看到,所以也拿掉了一点点。《半世纪的奋斗》,名字是他取的。这书很有意思。

时代周报:你看过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吗?

黄进兴:我很喜欢。但看得不多,只看过他写胡适、李宗仁的文章。我觉得他文笔很好,很有趣,其他就不晓得了。

时代周报:做口述历史要花很多工夫。张学良要唐德刚给他做口述历史,张学良说:我讲,你记,就是口述历史。唐德刚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多回忆的东西也是靠不住的。

黄进兴:对,我当时也要核实他讲得正确不正确。我这个口述传记访问不下五十个人,才慢慢做起来。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都是碍手碍脚。现在台湾开放了,谁都可以骂。放开来写更精彩。如果不是跟吴东升有交情,我不会做。虽然有版税,赚了点钱,但我们付出的心力很多。我不知道大陆怎样,在台湾靠写传是不能维持生活的。

时代周报:现在口述历史在台湾也蛮多?

黄进兴:对。我们做得最早,而且那时候没人敢写,企业家赚钱也不会让别人知道。以后慢慢才有企业家、政界的人跟上,我们是试金石。

剩下的时间我想写小说

我曾经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时代周报:你怎么研究起孔庙来?

黄进兴:因为博士论文的关系,刚开始我的研究是在宋明理学这一部分。后来无意中研究孔庙。1981年放假回台湾,我一心向学,也没有女朋友,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带女孩子去哪里,糊里糊涂去到孔庙。孔庙是没人去的,里面全是神主牌位,变成了现代文化的幽魂。一个人生病会找保生娘娘,发财找关帝庙,考试找文昌公。孔庙是一个官庙,是国家举行祭典的地方。当时服务处有老人在卖礼品,我找到了一本《文庙祀典考》,价钱几乎是我口袋里的所有钱。按平常习惯,我是不会买的,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就买下来了。那个女孩子觉得我是个书呆子,后来就分手了。

我把书带到哈佛去,常常翻,发现里面的内容可以解答一些帝制中国的问题。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时代周报:什么时候第一次去山东看孔庙?

黄进兴:我两次做田野考察,1992年去看山东曲阜的孔庙;1993年去看南京、上海的地方性的孔庙。尽管已遭到破坏,很商业化,但是我的精神很愉快。我不是儒家,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曾经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时代周报:后来做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你对西方一直是很感兴趣的?

黄进兴:对,我是有那个底子。我的《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以前的硕士论文—写完后有三四个出版社要出,我自己不满意。出版以后,我想写新的东西,就花了三年写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这其实不是我这个阶段应该做的,应是对西方学术潮流很熟悉一个新科博士来做。现在我对西方的东西已经不熟悉了。

开始是想找一两本后现代的适合华文文化的书来做翻译,看后发现后现代或者反后现代都是偏颇的,我想还是自己写好了。为了中文的读者能够熟悉一点,我把背景写得比较丰厚,既有学术思维,又有史学的意义,最后提出我自己的观点。写完以后,我的老师陶晋生教授说,应该写成英文,因为你的讨论对象都是西方的。在我做孔庙研究的时候,余国藩教授给我写了三封E-mail,说你的书应该写成英文,你的书的读者应该是西方宗教专家。每次我都说会考虑。其实我年纪不小了,已经不需要那个虚名,做过就很高兴了,不需要写成英文。做这个工作至少需要花费一年时间,而且这对我来说是炒冷饭。所以现在我的态度是:有人愿意翻译,我提供帮助。他们把译稿发过来,我做校对的工作。这实在有点对不住爱护我的余国藩教授。现在我有一个新方向:从理学到伦理学。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我还是对未知的东西兴致比较高。现在我在学术界时间最多也不超过十年了,剩下的时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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