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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作者张翎——百年华工孤魂和他们的女人  

2009-08-20 14:4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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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赵妍

“红毛伯,金山那个地方,真的遍地都是金子吗?”

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开平16岁的少年方得法随同乡“红毛”踏上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卑诗省)的土地。少年并没有想到,他抵达金山后不久,竟赴美国参与太平洋铁路修筑工程。

方得法在这场艰难的铁路工程中只身携炸药炸隧道、带领华工讨要拖欠的血汗钱。那是他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刻。金山客的艰辛,在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小说《金山》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种艰辛即使在今日依然可以在外来务工者身上看到。48万字的小说前不久在《人民文学》分两期发表。

带着在金山以命相搏的血汗钱,方得法以无比荣耀的方式第一次回到广东开平的自勉村。娶了心爱的女子六指为妻,种下方家的血脉,方得法马不停蹄赶回金山。一家子的吃穿用度,全靠金山客的银票。

“六指觉得她生命中的男人,都是狮子口中的肉,她和金山死命地争夺着她的男人她的儿子,可是她终究争不过金山。”张翎这样描述《金山》中的女主人公“六指”,这个“住碉楼、吃糯米”的金山客的女人一生只见过她的丈夫方得法3次。她似乎永远不会知道,丈夫初次见面时脸上长长的疤是修筑太平洋铁路之时死里逃生的见证,从小宠爱的儿子在金山做他人的男佣25年。但她似乎又全知道,将开平乡下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多次放弃远赴金山与夫团聚的机会只因侍奉年迈的婆婆。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碉楼女人,站在许许多多金山客背后。

《金山》中贯穿100多年历史的,是挥之不去的一代又一代华侨在异乡的漂泊。这样一段包含血泪的北美华工历史,直到1980年6月16日,才被加拿大政府公开承认,翌年7月16日,多伦多市立起了加拿大铁路华工纪念碑。2006年6月,加拿大政府对百多年前向华裔移民征收人头税正式道歉。

北美著名华文文学评论家陈瑞琳说:“张翎喜欢写‘史’,‘风月’里融进‘风云’,从《望月》到《彼岸》、《邮购新娘》,几乎都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别样演绎,因而评论者一致认为张翎小说的分量首在‘历史的厚重’,除了历史的‘交汇’,其次是‘地域的扩展’。”

“我对历史有变态的偏爱,我始终无法信任没有经过时间、空间考验的事情。”2009年8月,张翎在上海书展期间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为了《金山》涉及的同治年间到2004年的历史,她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史实部分建立在东西方两个历史版本之上。

张翎的另一本小说《余震》被冯小刚改编为他的新电影《唐山大地震》,对此张翎坦荡回应:“我不反对我的作品有更高的经济收益。这肯定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从最初的目的来说,我绝对不是为了这个而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找了一份全职工作,我不必依赖写作为生。”

厚重的历史之下,张翎只字未提是否将自身的经历融入《金山》,然而《金山》中或明或暗的疼痛感似曾相识。在一篇文章中,张翎曾这样描述自己在北美的漂泊生活:“10年里,我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漂泊流浪,居住过6个城市,搬过15次家。常常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我尝过了诸多没有金钱没有爱情也没有友情的日子,见过了诸多大起大落的事件,遇到过诸多苦苦寻求又苦苦失落的人……”

相对张翎过往的小说,《金山》的风格更加硬朗。《金山》是一本没有性别的书。

 

 

金山上的男人,碉楼里的女人

糅合中西历史的碰撞

时代周报:《金山》的故事可能离你的生活远了一些。广东开平华工的历史,你并非广东人,修筑铁路也已年代久远。

张翎:从作家的角度来讲,所有概念性的东西都不能打动我。不是说一个概念在那里使得我非得要怎么样,或者说使命感。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我觉得我是个纯粹的小说家,刚开始打动我的只能是细节。某一个细节,就是我在《金山》前言中提到的,就不详细讲了。这两个细节打动了我,我对那些人的命运产生了好奇心。我想知道那些墓碑后面的人生故事,那些衣服背后的灵魂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开始,然后你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工程远比想象的大好多。好像从一点上挖下去,忽然挖出一个世界来,然后就收不住了。我想开始的时候驱使我写《金山》不是理念上的东西,纯粹是好奇心。但是在挖掘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别的情感。

时代周报:《金山》序言中提到,同样一段历史,中西两个版本的回溯中却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碰撞。能举个例子吗?

张翎:比如“人头税”,西方版本比较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东方版本则比较注重社会学的角度。每一种版本都有可信的地方,两个版本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山。

我没有管“形而上”的东西,尽可能从概念和套路跳出来,始终专注在人和人物命运上。命运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会较多地探讨这一类的问题,尽可能不要想到金山,金山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正巧在那段历史里发生了两件很大的事情,一个是淘金,一个是修筑太平洋铁路。这两个事情我叫他们是“人和大自然壮烈的肉搏”。在这样的事情下,有一批人被毫无准备地扔到了那片蛮荒之地。这样才使得金山成了人物的背景。对于背景和前景的比较来说,前景始终是比背景重要的。所以我的关注点主要放在前景—人和人物的命运。

华工后代的精神困惑

时代周报:主人公方得法“具有一定知识”的定位来源于你收集资料过程中发现的一张照片—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但事实上当年的华工大多是文盲。

张翎:我看到那张戴眼镜的青年的照片,就想这个人多少是有点知识的。忽然就有一种灵感,我想不应该把方得法写成完全无知的。因为完全无知的人,看世界的眼光,他的眼睛还是没有被打开的,对世界的感知是迷茫的、懵懂的。但方得法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拨开懵懂的状态。《金山》里他是初识文字的,当然也不是有很多知识。我觉得用这样的眼光看境遇的时候,会比别的劳工有更多的敏锐在里面。我想拨开懵懂的迷纱,用知识的眼光,或者说对知识有向往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际遇时,就会有更多的刺痛感。

他后来跟六指的相识、相遇、相爱也是一样,两个人其实对知识、文明、进步多少是有向往的。这是他们相爱的基础之一。

时代周报:《金山》的后半部分开始讲述方得法的后代锦山、锦河在金山的生活,虽然这一代人比父辈有了优势,但是你的描绘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华侨移民的疼痛感,这是否融入了你本人的经历?

张翎:讲到刚移民的疼痛,或者适应环境的艰难,就拿方得法一家四代人的例子来说,我认为事实上如果单纯从经济、社会地位角度说,的确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方得法的后代,从精神上是否比方得法幸福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经历自己独特的精神困惑和折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年代人的痛苦不存在可比性。很难说是否一代比一代好。

从这个话题延伸到新移民。我觉得当新移民渐渐融入环境,变得不那么“新”时,是否在精神上比新来的人有更大的满足感,我觉得都不好说。几乎可以说,方得法的后代不一定比方得法在精神上更幸福和满足。所以我想(在书中)挣脱这种套路。

转向“北方风格”的写作

时代周报:你曾对媒体表示过,《金山》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它是你“北方风格”作品的代表,意味着“在朝着更宽的视野前进”。“此前的‘江南系列’代表着你的童年和故土,但江南的锦衣包裹不住灵魂的膨胀。”北方风格是指什么?

张翎:我想讲的意思是,我已经写过很多江南系列的作品。江南系列更多的是人对故土、童年记忆的重塑。人是必定要长大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童年。所以我渐渐感觉到,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要往前走了。走到我的成年阶段,那是北方。因为我的成年时代直到现在都是在北方居住。我以前在北京工作,而加拿大整个国土更都是在北方的。相对于江南的娟秀和精致来说,北方是一种博大和包容。

我说的北方和南方风格,往往是因为人家问我写小说的阶段,总要有一个很人为的说法。事实上一切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并不在某一点上产生突变。北方阶段从题材上不太一样,我认为语言风格也有一些不同,性别特征会少一些。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知道《金山》是男的还是女的写的,如果对张翎一无所知的话。我挺高兴的,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好的话。我不太愿意把小说定义在“海外”、“女性”这一类的词上。

时代周报: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金山》是超越你以往的作品的?

张翎:成熟。在我自己来说,《金山》是我的巅峰。目前的巅峰,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座山我是否还能够爬过去,我不知道。我努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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