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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华裔芥川奖得主杨逸:在文字中找回“活过的感觉”  

2009-08-20 14:44: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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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

杨逸身上最动人的,是一种热烈的生活气,与她对谈,你常常会忽略:这是在访问一个作家。

她并不符合人们惯常对女作家的想象。不是柔声细语的文雅,也不是孤高疏离的沉静。相反,她的嗓门不小,爽朗热情得就像你的某个邻家大姐。旅居日本22年,你依然可以从她身上清晰感受到故乡东北的气息。

东北人似乎有种天生的语感,把所有复杂深奥,化解成耐人寻味的简单平易。杨逸也是如此,在她那里,文学好像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遥远的事,而是你我日常的浸润,像酿酒,“要有米又要有水,我本人是水,米就是社会。但我不能就这样去卖米,米不是小说,如果你喝酒喝出大米来,那肯定是我的失败。”

第一个获得芥川奖的中国作家

步入文坛时,杨逸已经43岁,在日本教中文为生,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2007年她的小说处女作《小王》获得“日本文学界新人奖”,并入围著名的“芥川龙之介奖”,以第二名的成绩落败;仅仅一年之后,她的第二部小说《时光浸染》又再度入围“芥川奖”,并最终问鼎。

芥川奖设立于1935年,是日本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人们所熟悉的殿堂级作家,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井上靖、村上龙等都出自芥川奖的发掘,70多年来140位得奖者中,杨逸是唯一的非母语作家。一时间,她的名字传遍中日文坛。

这是杨逸完全没有料到的。她开始写作的初衷很简单,也很现实:为自己找个副业,贴补家用。“之前我一直教中文,很忙,挺稳定。后来中国国内出现反日大游行,闹得风起云涌,日本人学中文的热情一下子跌落下去,我就突然变得特别闲。要再找新的工作、从零开始我适应不了,就想怎样把教书之外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做点副业。写作是最方便的,有空闲就可以做,没有空闲就拉倒。”选择用日文写而不是用中文,也是因为“中文的稿费不多,用这种方式很难在日本维持生计”。

第一个短篇《小王》,杨逸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完成了。她挨个儿翻各种文学杂志,这才发现没有投稿的门路,“日本的小说杂志都拒绝投稿,都是约稿”。于是《小王》一放三年,直到杨逸偶然看到《文学界》上新人奖的作品征募启事,“我也不要它的奖,只要能给我发表就行了”。

《小王》写一个在日本做婚姻中介的中国女人,带着日本农村的大龄单身汉,跨海到中国寻找伴侣。“人人都想获得幸福,但是追求幸福的路各不相同。小王是以逃避的方式追求。你看对面的山很漂亮,但是凑近了看却又觉得没什么,大山谷是个深渊,说不定还会掉下去。有很多中国人为了逃避国内的现实,就想嫁到日本。之后的事她们并不知道,也没有想过。”小说的素材来自杨逸在日本的华文报纸工作时的经历,那时她常常接到“中国新娘”的求助电话,对陌生的生活无所适从。

“把过去的事,来个过去完成时”

到了《时光浸染》,题材骤变,杨逸的作品里迅速有了历史感。这部小说,用杨逸自己的话,写的是“一个人在理想和现实中,渐渐地自我发现,从理想主义者成长为现实主义者的精神历程”。

获得芥川奖的《时光浸染》,在日本也曾引起很大争议。评委村上龙就公开表示反对杨逸获奖。他认为,与2007年杨逸的提名作品《小王》相比,在日语水平上,《时光浸染》并不见有进步,《时光》也并非像某些评委认为的那样,以大陆的民主化运动史为作品的时间长轴,而恰恰对大陆青年民主化的追求既不关心也无兴趣,将“单纯”写成了“无知”。

杨逸觉得,日本读者可能希望在这样题材的作品里看到更多批判,但“批判很容易,理解很难。这个世界,做一个批判家那是最简单的事了。” 在她看来,文学是微妙的,单纯批判或单纯赞扬都不适合文学作品。“人是不是总能活得很聪明呢?忧国忧民、匹夫有责,这些大的字眼,你的字面理解,和它的深层含义是不是一样?我们是被大话吹起来的一代,这种大话很激动人心,可是回头来看,我们其实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从小生活在摧压式的环境里,被大话吹起来,很盲目地参加一个事儿,这个事儿究竟是往哪个方向走,谁也不知道,包括发起人。谁能看清这个问题呢?前途和后果都不知道。每个人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先去考虑到国家,这没有必要,活好自己的一生,那就是对国家的好。”

她说她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平凡的每个人,“把过去的事,来个过去完成时,别总把它当成一个现在进行时。一直在批判过去的基础上生活今天,这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很严酷的。总来批判批判,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去改善现实。”

“坎坷于我,是一种习惯”

7月初,《时光浸染》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在2009年的香港书展上已经与读者见面。但译本不尽如人意。港台译者的笔法和文字习惯,都使作品与作品的时代发生疏离,读来很“隔”。

问杨逸为何不自己来译中文版,她说“没有时间”,并觉得“很对不起出版社,交涉版权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译完了,文稿发给我,但我没时间看”。

《时光浸染》获奖之后,日本的很多出版社向她约稿,今年1月和6月,她又相继出版了小说《金鱼生活》和《牛锅》。

“别人看了《小王》和《时光浸染》以后,对我有了一种共同的认识和印象:这个人非常努力,非常吃苦耐劳。我觉得没有啊,我是吃了不少苦,但我不是吃苦耐劳,都是被逼无奈。我不甘心,所以写了《金鱼生活》。讲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上进心,就想每一天过得安稳就行了,有依靠就依靠一下,没招了就动一下。她在饭店里打工,饭店老板让她照顾店里的金鱼……她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人,过着很被动的人生,这种人世界上到处都有,我也是。我要是有依靠早就靠着了,我就不写小说,天天靠着他。”

杨逸说,坎坷于她,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和乐趣,“一直磕磕碰碰的,没有一个平缓的阶段”。她1964年生于哈尔滨,父亲是大学的文学老师,5岁时全家被下放到荒僻的乡村,6岁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我妈在前面刨坑,我在后面撒籽儿,我妈告诉我一个坑里一定要放三个,你放四个都不行,那就浪费了一个。养猪养鸡养鸭,自己吃不上呢,还得给它们找食。”

二十几岁到了日本,“这个社会制度是比较安定的,但不代表你的生活就安定,还是要去打工赚钱上学。”她一天打工15小时,同时还要去学校学日语,上课的时间成了宝贵的睡眠时间。“至于怎么学会的日语,我打个比方,你去菜市场买黄瓜,买来回家放到大酱缸,放得久了就会有变化。那根黄瓜就是我,呆得久了就自然而然变成酱菜了。”

1991年杨逸考入日本国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入学前与一个日本男人结婚。2000年,杨逸提出离婚,没有按日本的常规那样要求前夫支付赡养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离婚之前我都是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没想到离婚之后,一个人渐渐就生活特安定了。每到年末,休息,没什么事儿了,坐着一想,发现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印象也没留下,哎呀又觉得特别空虚。我那时候那股劲儿,那种朝气,坎坷的乐趣,都没有了。”写小说成了杨逸的另一种“坎坷”:在文字中找回“曾经活过的感觉”。

最新出版的《牛锅》,杨逸想探讨“交流”。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个客居日本的中国人,“一个20岁左右的中国女孩,到日本之后,去牛锅店打工,观察日本这个社会,有很多误会,她在大学学的是交流学,交流的概念是什么?平平常常两个字,其实很复杂。通过语言的交流是被局限的交流,没有语言,这种交流又变成什么样?”

实习生王丽榕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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