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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不玩了:“作协就是足协”  

2009-07-03 15:20: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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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渊洁不玩了:“作协就是足协” - 时代周报 - 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图:金庸大侠刚加入作协,童话大王就退出了。

作协又一次卷入舆论风暴的中心。继李锐、洪峰等宣布退出作协之后。北京作家郑渊洁也高调宣布退出。这一次导致郑渊洁退出是“北京作协某些个人的原因”,使他在其中受到了冷落。与此同时,金庸与作协的联姻更吸引了大量眼球。“作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成为了许多人“明知故问”的焦点。

本报记者 吴娟

郑渊洁上世纪80年代就加入作协,“那时经常感觉到组织的温暖”。“可从2000年后,刊物也不给寄了,没有任何联系,连一个纸片也没有。”他调侃说,可能因为北京作协从正处升到了副厅,“作家的级别从副厅到正厅后,有了专车,生活很优越,就写不出作品了。看来组织也一样,级别一调高就不认识人了。”

他直言“作协就像足协”。还纳闷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大代表议案对作协“断粮”,也就是说,国家不能出钱再养作协。“既然作协是财政拨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要对纳税人负责,对其中的人事和财务都要有监督和质询。就像人大代表质询各个部长一样。”

他等待着,“可能退出的人多了,引起了关注,就会有人大代表议案的。”

“抄男”的加入

因金庸将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名誉副主席”,作家李承鹏回应:“创造过令狐冲这样的人不至于成为‘岳不群’吧,希望金庸先生和我的想法一样,打入作协成为卧底。”而韩寒也戏称“香港的金庸可能不知道中国的作协是什么样的。”

这大概就是郑渊洁所说的“作协声名很不好”。其官僚化倾向饱受诟病,“出不来伟大的作品”也令人失望,却一直沉醉在自己所谓的“主流文学”中。近年来不得不反思,拉入一批“80后”、网络作家。可弄巧成拙,著名“抄男”郭敬明的加入又糗了一把。

郭敬明在法院判决抄袭侵权后,宁肯赔钱拒不道歉。声称“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剽窃者的“原则”至今没有放弃,中国作协“本着爱惜人才的原则”,要借重郭在年轻人的影响力,吸引“不跟文坛玩”了的青年们,于是对他“破格”。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对此坚决反对,曾激动地说:虽然中国作协不是选道德模范,但它也不能是小偷的天下,不能是贼的团体。但郭敬明“需要认可,能加入作协当然是件好事情。”

“作家寄生于作协体制,靠从那里领取薪金来苟延残喘,只能塑造依附性人格。”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事实是,作家作为“灵魂工程师”的迷信早已破产——“文坛领袖”郭沫若的道德形象饱受垢病;如今的中国文坛也没有公认的精神领袖;昔日的作协光环早已不再。

温柔的豢养

有人曾用“豢养”这个词形容作协和作家的关系。如同野马被豢养,最终丧失自由奔跑的天性,而成为曲意逢迎主人旨意的“矮种马”一样,《庄子》一书中的《马蹄》篇早已洞察此点。托尔斯泰、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世界文学巨匠从不是按官方旨意或某些个人意愿培养出来的。

而备受推崇的王小波除了作品有独特的表达,自由之思想外,他辞职独立出来,不受羁绊专事写作,用市场检验自己的作品,也是广受好评的原因。

从学生起就反抗体制的韩寒在一次采访中旗帜鲜明地表示,“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我的立场一如既往,我绝不加入作协,打死我也不干。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

今天的作协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和管理因素已被淡化。曾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熊召政说,“对创作的方向不会有强制的管束,只是会引导。”他介绍这是作协的一个主要功能,“沟通政府和作家之间的关系。”

至于引导的方式,大概来自“重点作品、采风的经费”扶持,还有作协唯一的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的认可和出版。

利益与体制

“作协属于国家宪法规定的人民团体,和共青团、妇联一样。”海南作协副主席李少君介绍,他认为该组织成立有其必要性,因为在“作家越来越边缘化的今天,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作家没法生存。”他甚至举了史铁生为例,“如果没有作协,怎么办?”

但即使李少君也认为现在作协“太官僚了”,尤其是“大批不写作的人,因为某些关系进入,就是为了占个饭碗。”但他还是认为伟大的作品和作协的存在没有矛盾。“社会人都要依附一个组织,只是大小而已,不可能完全超脱。卡夫卡还是公务员呢,为什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更何况,“原本有那么多不该养的机构都养了”。

熊召政也认为,现在作家加入和退出作协,完全自由。“但既然是组织,就有它的规则,如果加入,就要遵守。”

事实是,因为政府的付出,作协中的作家确实比世界上其他作家“幸运得多”。近20年来,中国在不同单位进行程度不同的改革,唯独作家协会不然:没有下岗的概念,职业高度稳定;有最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住房。体制内作家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群体,计划体制的好处保留了,比如不用按时上下班。市场的好处也可获得,比如稿费的完全个人所有。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是茅盾。后文协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被中央定为正部级单位。中国作协体制与前苏联作协体制有着精神谱系上的相承关系。

“(像中国一样的)作协制度在全世界确实只有中国才有,这和国家体制密切相关。”熊召政说。

很多作家如此解释作协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在中国改革不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其种种缺点,不是作协以及它的领导人本身努力就可能彻底解决的。     一种观点认为,“所以,真正可以操作的不是解散作协,而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将作协完全办成民间团体。”郑渊洁觉得应从管理职能变为服务职能。“以会员的形式,收取会费。广泛建立作家和出版社之间的联系。代表作家跟出版社商谈以提高版税。再就是打击盗版。完全就是一个版权经纪人的组织。主要是为作家服务。其薪酬从版税中抽成。”作家们有协会是为了便于交流,是为了更好地在宪法之内保护自己的创作自由不受侵犯,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不受侵害。正如有作家所说,“不是为了跟谁保持一致,不是为了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为作家的创作实在只是比智慧比创造的个体劳动,不是比哪个更会说假话,更会取悦于强势群体。作家应该独立而自由,如此一来,真正好而且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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