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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力实质上就是知识力”  

2009-07-11 10:21: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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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香港

在金耀基先生的研究室畅谈了半天,我们沿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山路散步下来,金先生笑道:“我退休几年后,学校里很少人会认出我,这是我最愉快的事。”共进午餐后,叫上咖啡,我们又漫谈起来。

2008年,金耀基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敦煌语丝》,距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剑桥语丝》问世已有三十年了。在金先生看来,《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都是生命里的特别际遇:平常教学和行政工作繁忙,但是1975年到剑桥当访问学者,1985年到海德堡当访问教授,有了许多悠闲的时间,而这两地又如此漂亮,便自然地写了这两本“语丝”。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退任后,金先生有了更多悠闲,六十年后重回故里,便写了《归去来兮,天台》;畅游丝绸之路,便写了《敦煌语丝》。朋友们笑道,金先生写起“中国语丝”来了。其实,金先生写中国最早的是1985年的《最难忘情是山水》。牟润孙先生读后,写过一封信托董桥转交给金先生,说那是一篇难得一见的美文。

金耀基先生抗战时随家四处逃难,胜利后曾回家乡天台住过很短的时间。1977年,金先生写了敬悼父亲的《“相思”欲静,而山风不息》。如今金先生回忆起来,父亲是“中国转型期出来的读书人”,本是天台深山老坳里的穷小子,祖母硬是卖掉田地让他到外地大学读法律,二三十岁时就做过几个地方的县长,很有政声。1949年,一家迁台后,父亲在司法界做事,这也影响了金耀基先生后来就读台湾大学法律系。

从台湾大学毕业后,金耀基先生到政治大学研究所读政治,师从王云五。王云五在金耀基眼里是“奇人”:只有小学毕业,学问来自苦读勤修,“又像牛又像马又像骆驼”。王云五十九岁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购《大英百科全书》,穷三年光阴通读。“他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招待国宾,那些外国的领事或大使坐他旁边,怕他老先生不懂英文,以为要给他翻译。结果他一上来就是一席英文,令宾客惊讶不已。”在王云五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金先生写了《人间壮游》一文追念这位恩师。金先生说:“王云五先生那个时代是大时代。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更不寻常,中国的变迁如李鸿章所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是我一直关心中国的现代走向的缘故。”

1905年,中国的文化宇宙改变了

时代周报:近几年来你特别强调大学问题,为什么?

金耀基:很简单,整个中国进入世界有两个重要转向。一个就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那还是清朝。另外就是1911年,整个政治宇宙改变了。辛亥革命后,统治权已从帝王转到人民了,所以,孙中山说:现在四万万人都是皇帝了。

但是,最根本的是1905年的废科举。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还没感觉到这个重要性,最近十几年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今天所有转变,都从这里开始,它是把中国的文化宇宙改变了。过去我们有士大夫,中国讲的读书人,当然学而优则仕,这是所有政治社会里面的中心思想,读什么呢?基本上以四书五经为中心,这是做人治国的基本知识的来源。

我们以前的学校,韩愈讲是传道授业解惑,传过去之道,这个情形在今天大不一样,是要创造知识,不只是传道而已了。从此之后就出现了现代大学,先是京师大学堂,后来是北京大学。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是“现代”大学。

时代周报:中国大学的发展和西方大学的变迁有什么样的关系?

金耀基:西方的现代大学是从欧洲中古来的,以前其实跟我们一样,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建立一个好的、善的东西,用英文讲是寻求Good,Common Good。很多大学传道授业,把道传出去,达到止于至善。1905年以后,我们已进入现代大学阶段,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开始从传统型转到现代型,也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中国大学从这点讲,几乎是跟世界同步走向现代的。当然中国自从有了大学之后,转折点太多了,政治上干预也太多,没有发挥到真正大学的作用。到了“文革”,几乎是没有真正意义的大学了。

1905年之后,中国大学成立,文、理、法、农等,这些都是遵循西方大学的知识谱系。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蔡元培做教育部长的时候,颁布《大学令》。《大学令》基本上就是把经学从知识谱系中拿掉。蔡元培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德国的大学把中古大学重中之重的神学拿掉了,他说,北大把经学拿掉也是一样的道理。可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不要了,而是把经学里面的东西,适合文学的放到文学里面,适合史学的放到史学里面,适合哲学的放到哲学里面。应指出,经学今天固然还在大学里有传承,但在过去,经学是学问的整体,而现在经学只是属于大学“文科”的一部分。很多人说,今天人文凋零,这是有道理的,试想,在以前的话,所有学问都是人文,哪里还有人文与非人文之分。现在大学的知识谱系里面,人文相对地说已退居到众多学问之一的地位了。不过,单就人文学科本身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百年来,其成绩是可观的,甚至不会低于清朝以前。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当然不止于文史哲),很多东西累积起来,成绩是不可菲薄的。

消费革命是经济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讲到普世价值的问题,有些人非常希望普世价值遍及中国,而有些人又抗拒。你是如何看这种现象?

金耀基:普世价值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也很自然,这种争论也不限于中国大陆。价值的东西是常受文化局限的,同一个文化圈的人,常会觉得他们所喜爱或尊重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不同文化圈的人就往往并不认同。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间交流或接触多了,一个文化所认同的价值便被另一文化所认同了,也就增加了该价值的普世性了。过去中国文化传入日本、韩国,中国的价值也就为日本、韩国接受,中国的仁、义、忠、孝等价值也就有了跨文化性或普遍性了。19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向世界扩散,出现了一个全球西方化的现象。西方近代形成的一些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也渐为许多非西方社会的大众所认同,也因此有了跨文化性或普世性了。在全球化的时代,价值的普世性是存在的,但我们也必须了解,今日全球仍是一个多元文明并存的时代,世界要有一个和平的秩序,“对不同文明的价值尊重”是必要的,而这本身也许应看作是多元文明间一种“普世价值”。

时代周报: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未来的变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金耀基:中国能够在三十年中尤其在过去二十年有巨大的发展,每年的GDP是双位数的增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原因很多,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其中一个外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遇上了全球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资本是看全球哪个地方比较优越,包括政治安定性与开放性,就会投向哪里。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就希望借外国的资本来发展中国,可是钱不肯来。现在,全世界的资本,每年五百亿美元以上跑到中国来,五百亿美元转化一下,可办多少工厂?可用多少人?中国过去二十年成千上万的工厂、公司遍布大江南北。当然,正因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紧扣一起,美国或其他地方出了金融危机,就立即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海啸。中国以前有句话叫:“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这就是说,全球化的影响,西边一崩的话,东边马上就出问题了。

中国的出口是面向世界的,但以美国为主,而美国的经济主要靠内需,中国太依赖外需了。诚然,政府处理金融危机措施相当有力、稳健与有方向感,把主力放在创造内需市场上。大家很了解,美国基本上靠内需,日本也以内需为重。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真正进入消费市场大概只有三四亿人口吧,开放前后说中国是个大市场,未必真实,现在消费革命出来了以后才真正有市场。中国内需扩大了,才会有一个扩大的消费革命。我认为消费革命是中国走向经济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消费者有自主权,不是以前的计划经济,你生产什么东西我就要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我就吃什么。现在不是了,我要吃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选择了,这种就是“消费者主权”的观念。近来出现“毒奶粉”这些问题,消费者受害,而最后消费者拒绝你,你就得关门了,不需政府把你关掉,消费者会把你关掉。

未来内需扩大之后,中国的消费革命进入到第二波。这个消费革命真正强大的时候,在总人口里占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那中国的社会力量就大了很多,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带动社会现代化。

学生好,办学就成功了一半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准,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金耀基:香港的几所大学,最近几次被伦敦《泰晤士报》排名,都排在一百名之内,最近该报又把香港三所大学排名在亚洲大学前五名之内。试想,全世界大学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所以上,能够排名在一百名之内甚至五十名之内,这是了不得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排名游戏看得太重,许多这类的评估方法都太粗糙,都很难精确,未必能完全反映实际状况。至于中国大陆的大学,我了解有限,不完整,很难作全面性的评论。我只能讲,中国大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想到中国大学在过去三十年中能够有这么强大的恢复力量,现在不但是恢复,有一些大学跟世界接轨得很紧,有世界级的水平,这是很令人鼓舞的,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国力大增的原因之一。我举个例子,三十年来这么大的经济发展,需要很多的人才,绝不能完全从外国来,不去说公司、工厂总经理、CEO,也不去说政府高中层的领导班子,下面不同层次都需要大量人才,哪里来的?绝大多数是从大学来的。中国的著名学府,不讲别的,学生素质都十分优秀,学生好,办学就成功了一半。有好学生,好学者也愿意去教,当然,有出色的教师阵容,也就能吸引出色的学生。今天的大学生就是三十年以后国家社会的主干。目前中国好好坏坏有一千六百所大学,美国好好坏坏有三千多所,他们是三亿人口,我们是十三亿人口,我们的大学绝不算多。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知识社会”。大学在今天已成为国家社会创建知识的中心机构。一个国家的大学实力与一个国家的国力是分不开的。其实,国家的硬实力也好,软实力也好,讲到底,都是知识力。而大学是创建知识力的场地。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讲到美国大学的发展时,认为民间的力量非常重要。

金耀基: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已经是三四百年了,这表明,美国是先有社会再有政府。要注意,美国只有州立大学,除此之外就是私立大学。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哥伦比亚、斯坦福等都是私立学校,也有公立学校,像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或者密歇根大学也是出类拔萃。但是,美国基本上是民间办大学,社会办大学。美国是一个大社会。为什么20世纪美国能变得那么强?是因为国家强,社会也强。在美国,许多事政府可以不必揽过来,社会都去做了,社会办大学就是其一。美国这种公、私立大学并举的现象,可说是“美国模式”;日本、韩国、台湾都采用这个模式,1949年前,中国亦如此。1949年后,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承担,教育这一块,更是如此,可以说是走欧洲模式。欧洲没有私立大学的。香港在1997年之前也没有私立大学的,在欧洲,像英国都是公立大学,私立学校只有一两所,那是异数。坦白讲,现在要私人把大学办得像公立学校那么成功,很难,因为需要的钱太多了,不是一点点钱,比如说要创设一个像样的医学院,要多少钱放进去?在台湾,只有像王永庆这样的人肯做,才做得起来。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有钱人出现了,私人办学的可能性有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为了真正办教育,认为这是一笔生意,很好做,这就不可能办得好,台湾就有这样的情形。我想,在中国未来三十年当中,可能会出现真正像样的民间大学,那是真正的一个强国家、强社会。强社会跟强经济、强市场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

实习生武勇对本文亦有贡献

 

金耀基

1935年生,原籍浙江天台。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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