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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唤醒时代隐痛  

2009-12-01 14:20: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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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2009-11-26 02:37:41    第54期

《蜗居》:唤醒时代隐痛 - 时代周报 - 时代周报·文化周刊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蜗居》成为众多网络论坛讨论区的热门话题,关于《蜗居》的争论半个月以来几乎每日都登上十大热帖排行榜。《蜗居》为什么这样火?《蜗居》里,三对男女的故事围绕大都市“江州”过山车般疯涨的房价展开,裹挟着官场腐败、包二奶、房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拆迁钉子户、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白领房奴等等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问题。

“一套房子引发的血案”、“一个残忍的性掠夺故事”、“在社会福利低下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坏得情有可原”、“你管包二奶叫‘爱情’?”、“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这些角度各异的标题,都是豆瓣网上由同一部都市题材电视剧《蜗居》衍生出的评论。在天涯虚拟社区,《蜗居》是11月24日“聚焦”的头版头条;在新浪微博,《蜗居》久居热门话题不下;而在中国高校最重要的网络社群之一水木社区,关于《蜗居》的争论半个月以来几乎每日都登上了十大热帖排行榜—不仅是在集中讨论影视剧的专门板块,职场、家庭、爱情、房产、汽车、甚至笑话板块,都掀起了持久不退的《蜗居》热潮,一部电视剧引起如此连锁反应,在水木社区上还是头一遭。

《蜗居》为什么这样火?表面上看,它延续了导演滕华涛和编剧六六此前合作的热播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一贯的风格:从家长里短、琐碎现实的婚姻矛盾切入,试图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气质;大量的旁白直接呈现人物内心波动,将小人物悲欣交集的世界层层剖开。但这一次,他们的野心显然更大。《蜗居》里,三对男女的故事围绕大都市“江州”过山车般疯涨的房价展开,裹挟着官场腐败、包二奶、房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拆迁钉子户、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白领房奴等等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问题,用导演滕华涛的话说:“我和六六的理想是,希望通过《蜗居》做一个2002年到2009年之间中国的小历史。”

英俊沉稳、风度翩翩的贪官

作家肖复兴撰文称,《蜗居》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揭示出“房子对于一代人情感价值系统无情有恨的摧毁”。电视剧里来自内陆小城的郭海萍、郭海藻姐妹,考上了沿海大都市“江州”的重点大学,毕业后梦想在此地买房扎根。海萍夫妇五年来租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女儿意外降生,房子问题变得迫切,但房价日日攀高,他们的薪水却并不见涨,经济状况越发捉襟见肘。为凑首付,海萍提出向双方父母借钱,丈夫难以启齿,无奈之下借了高利贷,引发婚姻危机。房价的压迫,导致夫妻间为一块钱都大起争执。姐姐欲当房奴而不得的残酷奋斗,以及焦灼的满腹牢骚,使妹妹海藻浪漫的爱情、婚姻想象产生幻灭。帮助姐姐偿还六万块钱高利贷的过程里,她半推半就转投市长秘书宋思明的怀抱,终于与男友小贝分手,走上“职业二奶”的道路。

意味深长的是,由于剧中的“贪官”宋思明英俊沉稳、风度翩翩、浪漫有情调,也似乎确实对海藻有深挚的感情,再加上权力与经济的双重强大,很多观众都对他青睐有加。新浪网上一项6447人参加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处于海藻这样一个角色,你会选择宋思明还是小贝”时,46.2%的人选择了宋思明,远远超过选择小贝的22.2%,原因是“有物质的爱情更幸福”。

为了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编剧和导演为“贪官”宋思明和“二奶”郭海藻安排了惨烈的结局,他们一个车祸身亡,一个流产并被摘除了子宫,但这样的收尾却引起了很多争议,不少人对他们表示同情,甚至在网络和纸媒上都掀起了宋郭之间有没有真爱的大讨论,仿佛只要他们真的相爱,就是可以被原谅宽恕的。

编剧六六回应:“我每次听到这样的呼声的时候,忍不住内心冷笑,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当你刨去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等等一切的时候,你依旧会选择的情感。如果真爱一个男人,那么,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裕,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守在他身边。海藻会这样对待宋思明吗?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不会。”

又有声音质疑制片方不应该塑造这样一个不乏魅力的贪官形象,模糊了观众的价值观,六六的回答是:“我不想写一个愚弄百姓的故事,好人就是好人,长得高大健美英俊,坏蛋就是坏蛋,长得猥琐奸诈可嫌。我这又不是拍动画片给小孩看。现实生活中的人就是多样化的,人无完人,好人也有缺点,坏人也有优点,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我们都辨别不清,我就搞不清楚是我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了。”

房子等于幸福?

腾讯网发起了一项“幸福与房子关联”的投票,吸引了36万名网友,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其中69.9%的人认为幸福的家庭一定该有至少一套房。

世纪佳缘婚恋网站负责人龚海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尽管在该网登记的女性征婚者,只有37%明确提出“有房”是她们寻找结婚对象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的服务中,她发现介意对方有没有房产的女性比例远远高过这个数值。“有些人担心将房子作为条件列在自己的内心独白里,会引起男性的反感,但其实她们对这一点非常看重。如果90%的年轻人都有信心能够买得起房子,那么情况会大不一样,正是因为现实是只有10%的人买得起房,房子才会被看作一个人能力、素养的重要考量标准,其实这中间并没有必然关联,很多人的房子也是父母掏钱买的。”据龚海燕的观察,上海女性在征婚时对男方有无房产最为重视。“她们考量的不只是对方有没有买房,还要看房贷还没还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上海的房价是全国最高的。”

对于《蜗居》中的宋思明为什么会赢得大量女性观众的青睐,龚海燕提到了偶像剧和媒体舆论的影响:“伴随‘80后’一代成长的偶像剧里,男主角很多都是这样的形象:成熟、浪漫、多金,爱情都是灰姑娘遇王子的梦幻式。”

在世纪佳缘刚刚结束的一次富豪征婚活动中,16位身家过千万、过亿的成功男士列出他们求偶的要求,有超过七千名女青年应征参加,尽管她们见到“钻石王老五”本人前至少要经过3关:海选,网站首先通过电脑从报名者中筛选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候选人;面试,要给每位候选人拍照、编号存档,然后进入世纪佳缘佳丽库;进入佳丽库后,由情感顾问按照富豪们的要求挑选其中符合条件的人进行面谈,最终挑选出的50名女青年进入备选库,而真正见到征婚富豪的,只有其中的18人;面谈时两位考官要从学识学历、谈吐气质、五官容貌、皮肤、体形体态5方面给候选人综合评分。

一篇被频繁转载、署名汪雷的《蜗居》男观众写道:“这是个残忍、却又很真实的故事。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性资源正向权钱阶层加速流动。有人曾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明码标价的新时代:一个男人所能获得的女人的质量和数量,与金钱权势成正比。娱乐圈、艺校生、大学校园里的潜规则、富豪的情人、公务员包养的二奶三奶,这些新闻从一开始的爆炸效应到今天社会舆论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性资源被权威阶层剥夺,已呈现常态化。 ……《蜗居》的残忍就在于,其展现的是一个都市优秀男孩或者网上颇为推崇的“经济适用男”,在权贵男人面前的惨败。而前者这个群体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承担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阶层。”话题人物、女权主义者木子美却认为这样的评论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女人’不是作为一个性资源存在的,不属于年轻男性的性资源或者权贵的性资源。”

龚海燕也对“性掠夺”的说法不以为然,不过她提到,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的确存在一种现象:“25岁的男性往往愿意与25岁的女性交往,35岁的男性却不愿意与35岁的女性交往,还是要找25岁的年轻女孩。大部分来征婚的成熟、成功男性,在年轻时都受到过情感挫折,当年他们追求年轻女孩被拒绝,等到事业成功后,好像在圆年轻时代的梦。”25岁左右、漂亮、白,是富豪征婚时一致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学历等等其他条件,但是往往会附上一点:如果特别漂亮,可以适当放宽”。世纪佳缘曾尝试为大龄优秀的成功女性提供线下红娘服务,这些女性愿意支付两到三万元的费用,请世纪佳缘代为联络符合她们求偶预期的男士,但当红娘们带着她们的资料,推荐给那些男性精英时,男人们的反应是:你们为什么要介绍给我这样的人?那些在网上给我写信的年轻女孩,要漂亮得多!”

如此看来,《蜗居》里宋思明与郭海藻的搭配,抛开贪官与二奶的因素,恰好符合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两性对于理想伴侣的主流预期。

白领还是蚁族?

以往在电视剧中出现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形象,往往是意气风发、职场得意的Winner,光鲜亮丽的白领,比如《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赵青楚、高齐,而《蜗居》里对海萍夫妇生活的表现却是经济困窘、前途茫然、所学专业在现实中无法对口、为寻找立锥之地不得不削尖脑袋。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廉思对《蜗居》现象颇有感慨,在他看来,《蜗居》呈现的才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奋斗》里那些刚毕业就开上奥迪或奥拓、整天打台球泡吧的年轻人究竟在奋斗什么?难怪很多人看完后得出的结论是:奋斗十年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有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像是一个蚁族的代言:“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有调研员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毕业的师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会调查,面对的是农民工、性工作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调研的同学不大有切身感受,但与蚁族的接触,使很多人开始忧虑自己毕业后的生活。”

廉思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农村、县城,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学中的“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说:“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实际得到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大学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降低,使大学生这个群体普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一样,也会使人产生挫折与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有些人会把这种挫折、愤怒转变成侵犯,直接冲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廉思还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打拼,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真真切切教给他们的。教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里,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也许正是这样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使网民们质疑《蜗居》的结局:宋思明和郭海藻这样走捷径、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恶果吗?

活在当下的抉择

滕华涛对《蜗居》引起的争议丝毫不感到意外:“我们之所以想写一个这样的戏,其实就是针对现今社会里宋思明、郭海藻还是挺多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讨论。也许现在还有人坚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这边,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过了嘴瘾之后,有一个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这样不计后果去做一件事。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不能忽略一些价值观、伦理道德的问题。大家不能因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这些东西不顾,而只为享受短暂的过程。”

他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你不觉得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已经足够宏大吗?我相信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它的弊病,而我和六六做《蜗居》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是讲一个社会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像宋思明的那句台词:‘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这和某种社会制度也没有关系,即便到了纽约、巴黎、东京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活在当下,还是愿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我们更想探讨的是,既然你活在当下,你会选择做哪一种人?”

六六将《蜗居》的小说交给滕华涛,是在2007年初,电视剧开拍却已是2008年底。滕华涛觉得原小说缺少一种他没想好的东西:“当时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于是决定先拍《王贵与安娜》。在做《王贵与安娜》的过程里,我想到了《蜗居》缺少的是什么:一个我认可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回答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说实话这个故事并不是小三与贪官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故事,我没兴趣。我需要讲的是现在都市里面所有的人,但是这些人里有我的价值取向。从小说到剧本,我们重点加强了姐姐海萍这个人,海萍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可以有奋斗的艰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经质的发作,但是她从来没丢掉过自己的原则。”

实习生关晓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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